WTO前总干事、前秘书长拉米曾表示,现在WTO面临的年问题是:中国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在2001年入世时确实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目前争议的焦点是,中国是一个“有不少穷人的富国,还是有很多富人的穷国?”如果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WTO享受发展中国家优惠政策,就不能像以前一样在报纸上大肆宣传多么有钱、多么厉害,在行动上也不能乱花钱。而应该把钱用在提高最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上,用在教育医疗上。如果真的有钱,那就宣布是发达国家。

在过去中国一直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但近年被一些国家指责是发达国家?比如日本政府就坚持认为中国是发达国家,他的理由是没有哪个发展中国家拥有中国这样的技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

中国一直以来都向国际社会坚称自己是发展中国家,可为何最近给外界一种发达国家的“错觉”。这里面既有外在因素,也有我们自己的原因。

那些将中国列为发达国家的有两种人,一种是一些别有用心的政客,他们的目的是想让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为他们多年来在世界上作下的孽擦屁股或买单。美国总统特朗普前不久在推特上“喊冤”:中国被世贸组织视为发展中国家,获得了巨大的待遇和优势,而美国却遭到世贸组织的不公平待遇!

如果中国成为发达国家就要遵循美国正在奉行的贸易规范,并承担同样的责任。而且美国政府要在市场、金融两个“战场”上给中国的发展设置障碍,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减速”“降幅”,最终不会影响到美国自身的发展强势。

还有一种是对中国不是很了解的普通吃瓜群众,根据自己在发达国家看到的发展现状,结合北上广深、中国沿海的城市群,认为中国能有这样的成就应当被视为发达国家了。他们不清楚,中国还是拥有十三亿之多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是美国的三到四倍。

要知道衡量一个国家的真实发展水平,既要看其经济总量的大小,更要看其人均水平的高低。至今为止中国的人均收入仍然处于世界倒数位置,2016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8123美元,为世界平均水平10190美元的80%左右,仅为美国57638美元的1/7,居世界第68位。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人均资本存量只有发达国家的20-30%。尤其是西部省份的贫困地区,交通、通信、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仍然非常薄弱。

此外,我们对外宣传上的浮夸风也助推了外界这种错误的认识。正如文章开头WTO前总干事、前秘书长拉米(PascalLamy)所说,如果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WTO享受发展中国家优惠政策,就不能像以前一样在报纸上大肆宣传多么有钱、多么厉害,在行动上也不能乱花钱!拉米的言外之意其实就是,中国在媒体上的宣传与自身发展中国家的定位严重不符!

长期以来,中国一些媒体浮夸自大文风,激增民粹情绪,消解媒体公信力,污染舆论生态,扭曲国民心态。类似“美国害怕了”“日本吓傻了”“欧洲后悔了”之类的“爆款雄文”,“一无事实骨架,二无内容血肉,三无思想含量,”其后果是诱导公众“走进夜郎自大、自吹自擂狂妄误区,导致社会陷入信息碎片化、思维程序化的认知闭环。”也给国际社会造成了虚假繁荣的假象。

苏联解体后,有国家找来让中国扛旗。曾表示,“不扛旗,埋头做自己的事,不锋芒毕露,这是韬光养晦的由来,不是什么诡计”。“韬光养晦”因此成为中国的外交方针。

今天的中国时刻处于国际聚光灯下,就如同一头大象不可能隐身于小树之后。中国现在所处的国际环境、政策目标以及行为方式已经发生显著变化,中国即便想继续韬光养晦,恐怕也有相当难度。同时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不意味着放弃和告别韬光养晦。

中国国力在最近这些年增长得非常快,已经引起世界各国的注意,尤其是美国的警觉。所以这个时候,尤其不能锋芒毕露,如果在这个时候再锋芒毕露的话,国强必霸的主张就很多了,容易成为众矢之的。

国际关系理论上有一条,是讲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的关系。崛起大国因为自己的实力迅速增强,要求根据新的国际体系、新的实力分布,来重新分配国际利益。历史上凡是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战争,往往都是崛起大国的要求来得快了、太多了,而守成大国愿意做重新调整、对利益做重新分配的接受程度来的太慢、太少。我们现在提出跟美国构建一个新兴大国关系,这是很明智的战略,避免陷入这个陷阱。

至于怎么做,中美应该取得一个共识。即中美之间要一快一慢,美国更快适应这个新的实力分布,而中国则不要操之过急,不要急于把美国赶出西太平洋,挤出东亚。等到国力真的到那一步,这种新的利益调整是无法阻挡的。美国在二战的时候,它接掌世界霸权或者说自由世界的霸权,一点阻力都没有,丘吉尔非常讨厌美国人,不甘心大英帝国的衰落,但是他没有办法。当罗斯福把一个战后规划强加于给世界,也包括英国的时候,他就告诉丘吉尔,丘吉尔说,好像美国不是用战舰说话似的。美国一直批评英国是老牌帝国主义,是炮舰政策。到了实力真正很强大的时候,利益重新分配,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这样就可以避免战争。

同时,中国还要在韬光养晦的基础上,继续埋头苦干,加大对科技、医疗、教育、知识产权保护的投入,加大对违法违规企业的惩罚力度,营造公平、公开、公正的社会环境,“把钱用在提高最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上,用在教育医疗上”。

人民网日前连续推出3篇评论文章,批评媒体“浮夸自大、华而不实的文风”,导致民众“看不清事实真相,看不到真实差距,平添浮躁傲慢风气”。近日,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主办的第11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年会分组会议举行。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刘丰在研讨会上分析,中国媒体转变宣传形式代表中国正在战略收缩。

第一是能力上,避免实力对外投入或卷入。例如中国开始强调“一带一路”是“跟大家一起共建的”,这跟刚推出“一带一路”倡议时的宣传有些变化;中国在海外投资也更审慎。

第二则是在心态、态势上降低调门。例如在中兴事件后,科技日报推出“亟待突破的核心技术”专栏,官方媒体宣传、报导也开始收缩。

第三,是修复与周边国家关系。包括洞朗冲突之后修补与印度关系、近年修复与日本关系等。

他表示,过去几年中国呈现给国际社会的形象彷佛“中国不是世界第二了”,很多时候甚至形塑“中国是世界的领导者、世界第一”形象。但对正在上升、崛起的国家而言,过早暴露野心是危险,甚至会“撞墙”。因此,中国战略收缩是必要的。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巍则分析,中国接下来的国际战略必须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呈现。

他表示,中国军事战略核心任务在于维护至关重要的安全问题——“防止”,而并非扩张势力范围。

这就是“高筑墙”;“广积粮”则是“藏富于民”,培养强大的中等收入阶层,提供长期稳定税收,维持社会稳定,不要透支经济实力。

“缓称王”则代表不与美国争取“国际领导权”地位,因为掌握“国际领导权”就必须“请客、吃饭”这会带来高昂成本。

他也认为,中国在当今国际领导角色应是以自身模范来实现,而不应透过模式、观念、价值主动输出,更不应透过尖锐批评对方模式不好,来增加自身模式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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